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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看农村妇女形象的转变论文

时间:2019年08月07号,星期三  来源:互联网整理  作者:匿名  TAG:

  前 言

  历史的发展就好比登山,要想走得快、走得远,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坚强的毅力,包袱还得轻。五千年的历史无疑给了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但也遗留了沉重的思想负担。男尊女卑的思想,将女性禁锢在冰冷的“镣铐”上,时间一久,戴“镣铐”的人竟习惯性地把那“镣铐”视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这实为一种自我妥协的无奈认同。随着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引入,中国女性也迈向了自我解放与自我救赎的道路,地位得到提升,但遗留的包袱太重,女性要想取得和男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农村,时间则需更长。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始于鲁迅先生20年代的作品,而贾平凹又是当代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比较二者笔下的农村妇女形象对于研究农村妇女的境遇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早期鲁迅“立人”、追求个人精神的表现体。面对广大愚昧麻木的群众,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恨这个社会,怒这个社会,但这恨与怒又源于爱。他用尖锐的笔杆画出丑恶的灵魂,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呼唤人性,探求妇女的解放之路。在对每个不幸的叙写中都饱含了鲁迅先生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深深的忧患意识。由于有忧,其笔下的人物多为灰色的悲剧形象。祥林嫂无疑是作者塑造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有着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却也麻木愚昧、思想封闭、奴颜婢膝、懦弱胆怯、顺从、迷信,死板,和她生活的时代一样是激不起涟漪的死水一潭,最后不得不在冷酷的社会中绝望死去。她以个体的形式浓缩了封建礼教下广大下层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丁玲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许寿裳先生也曾说:“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在死亡面前,祥林嫂既害怕有魂灵的存在,又希望有魂灵存在,有温暖的阴间总比无温暖的人间要好,在阴间至少有阿毛相伴。

  鲁迅先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站在俯视的位置审视农民疾苦与品性,这种位置既利于全方位地观察,但也产生了距离感。贾平凹是地道的农民,与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他站在平行的位置接触农民,对农民多了一层灵魂关怀和理解。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充满了温情,承载了作者对乡土的挚爱之情。《浮躁》展示了改革开放给人带去的心理躁动,于担忧中予人希望。《浮躁》中的女主人公韩小水是个勤劳善良、年轻漂亮、活泼灵动、温婉可人的几乎完美的女子;是美的化身,善的模型,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就好比是作者的梦中情人,对自己的“梦中情人”,作者舍不得将她摧毁,所以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结局,代表新时代女性的一个美好未来。但她却也有着和祥林嫂相似的不幸,两次丧夫。不同的是祥林嫂即使死也不能结束痛苦,韩小水却在第三段婚姻中得到了幸福。两个时代、两个女人、两种结局,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看似无关,事实上却反映了时代转变带来的某种必然性。

  一、婚姻地位的发展与转变

  封建社会的女子,一般十几岁便出嫁,且出嫁之前的一切都是在为出嫁做准备,她们的大半生都是在婚姻里度过的,因此要了解封建女子的社会地位必须从她们的婚姻地位着手。女性在封建时期主要从事家庭繁琐事务,政治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被严重剥夺:花木兰为什么必须乔装为男性方能入伍?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后宫不得干政的规定?“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小雅·斯干》)失衡的待遇,悬殊的地位,无处不写着男尊女卑四个大字。

  在封建制度中,女人是男人的女人,她们在“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从属关系中处于“被婚姻”状态,婚姻形式多为政治联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祥林嫂为例,她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只是作为他者利益的牺牲品。这种畸形的从属关系在当时被合法化且受社会认可,所以当祥林嫂受到压迫和人格屈辱时,有的不是援救者而是帮凶。

  韩小水是个水一样的姑娘,“任何青春少年都视她是菩萨,又觉得她是一个可人的小兽。”伯伯韩文举曾有意将她许配给干部子弟,但他尊重小水的意愿,小水掌握着婚姻的自主选择权,这是女性独立平等的凸显。

  女性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社会关系的总和,婚姻地位也是如此。旧时代的未婚女子,只能待字闺中,足不出户,交际圈被严重局限,结识人少,更难谈遇到心仪的对象,因而只能由父兄代为选择。这既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被动放弃也是主动放弃。到了新时代,女子的人身自由得到解放,由家庭走向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扩展,结识的人增多,有了可供选择的对象,也就有了争取自我幸福的渴望,不甘任人支配,自我意识增强。所以关系网络的扩展构成了女性婚姻支配权转变的因素之一。

  其次,社会观念和主人公意识的转变也促成了女性婚姻地位的转变。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生活的社会认可度决定,必然要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在封建思想的奴化下,男权霸权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贯穿始终,许多婚姻关系的维持不是爱情,是“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这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残害。“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的《节妇吟》)“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诗经《艳歌何尝行》)可见贞洁观在旧社会已然作为一种社会共识,规范着女性的行为,并为女性自身所接受。但也并不意味着贞洁观不好,贞洁是对爱情忠贞的表现之一,是妇女的基本道德表现,但前提是要有爱情在,若其婚姻本身并不存在爱情,那样的婚姻就真的成了一堵“围墙”、一座坟墓。   祥林嫂和韩小水都打破了“烈女不侍二夫”的传统,经历了两次丧夫之痛。不同的是,祥林嫂再嫁即使是被逼无奈,仍不被社会所接受,最终在广大社会舆论的鄙夷及自我的否定下,走向精神的衰竭,痛苦死去。小水再婚,虽不免受到一些“闲人”的指指点点,但更多的人对她是尊重与爱怜。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祥林嫂首先就从心里否定了自己,又怎能期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呢?小水也曾为自己是个寡妇而自卑,但渐渐坚强起来,走向了精神的自我救赎。她的第二次婚姻是主动争取的,第三段婚姻更是主体的主动性与主人公婚姻观念转变的集中体现:金狗一次婚也没结过,小水却已嫁了两次了,若在封建社会,势必会受到很多阻碍,不仅在于社会的阻碍,男性自身恐怕也得很难过心里的那个坎儿。

  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而男人们也不愿让自己的妻子在外抛头露面,于是就造成了女性社会公共活动的缺失。女性公共活动的缺席必然造成女性公共地位的缺失。但事实上,女性有优于男性的亲和力、理解力、沟通能力和感情细腻等优势,完全可以胜任社会公共活动和政治活动,武皇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统治的唐王朝,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其成就丝毫不亚于历史上优秀的男性政治家;花木兰、穆桂英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女性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展示能力的机会平台。马克思唯物历史学观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新事物必然取代旧事物,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提倡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给女性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女性的价值在社会活动中得到一定认可。祥林嫂和韩小水、英英都曾离开家到城里工作,祥林嫂勤劳能干,在当代完全可以做其他工作,但在她生活的社会中却只能做卑微的苦力下人。英英和小水就不一样了,不仅有多种工作可选,还可以有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使女性产生了一定的成就感,重新认识了自己,促使了自我观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女性婚姻自由、女性独立自主意识都承载着一定文化和时代的痕迹,人乃社会文化之人,她鲜明地带有时代的气息。祥林嫂麻木、顺从、遵道而迷信,小水则独立、自主,这都是时代发展给予女性的进步。

  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女性的地位总体上虽有所提高,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已经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因素,接受先进观念、文明意识的进程要远远落后于镇地区,这就决定了农村女性在争取自主、平等的道路上要走得更艰难、更曲折。”

  林志斌、李小云认为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男女两性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男士处于公共领域,从事更有声望和经济价值的工作,女性处于私人领域,从事价值含量较低的养育及家务劳动,两者间社会地位差距显著,由此形成了性别从属关系,男性对女性进行有组织的统治。”[4] 所以不管是祥林嫂生活的时代,还是韩小水生活的时代,男权意识都具有很大影响,只是程度不同。女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她所依附的男性决定。

  祥林嫂之所以在两次丧夫后被逼迫致死亡,是因为她没有了可以依靠的男性。假如她嫁了第三个丈夫,那她的命运就可能得到转变。第一个丈夫死后,她的命运由代表夫权的婆婆决定,嫁给第二任丈夫,她拥有了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她的这种幸福是作为男性的丈夫带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等到阿毛去世,她便被代表族权的大伯赶了出去。试想,为什么阿毛在的时候没人赶她,阿毛一死就立刻被赶出贺家了呢?原因很简单,丈夫死后,她的地位转而依附也是唯一可以依附的儿子,儿子没了,她便没了可依附的男性,沦为人人可欺的丧家犬。韩小水和祥林嫂一样,经历两次丧夫之痛,而且被人扣上“丧门星”的名号。但是为什么没人敢像欺负祥林嫂那样欺负她?因为她身后有男人在支撑,伯伯韩文举,麻子外爷,朋友大空、福运,还有青梅竹马的金狗,他们都疼惜她,保护她。所以相对独立的小水也仍要依附于男性。

  综上所述,女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女性仍没从男权社会中独立出来,对男性有着强烈的依附性。

  二、从自我否定到自我发现的转变

  从祥林嫂到韩小水,经历了女性的自我否定到自我发现的过程。祥林嫂的自我否定体现在,第一,祥林嫂刚到鲁四爷家做工时,劳动力被严重剥削,她竟反满足。受到压迫而并不认为自己被压迫。要实现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得认识他的价值,对自我价值认识的缺失,必然导致女性价值被忽视。第二,反抗是主体对外界施加的压迫和不公待遇所做出的抗争,是主体为维护自我权益而发出的行为,是自我意识的体现。祥林嫂和爱姑都有过反抗,祥林嫂的反抗是为了遵守所谓的“妇德”,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在潜意识里认为被休是不光彩的节操问题,为了贞节,她宁愿回到孙家重受屈辱。她们的反抗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出于对封建礼教的愚忠,她们在反抗中都带有明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第三,祥林嫂给人最深刻的就是她的奴性特点。奴性主要表现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消极面世态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像悬在头顶的铁锤,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起初或许有反抗的俘虏,时间久了,就由主体的被迫接受变为主动接受,由俘虏变为十足的奴隶。奴隶对奴隶主的话无原则听从,而只有在人自我意志缺失的情况下,才会主动表现出无原则听从。祥林嫂的一生都在追求坐稳奴隶,当奴隶也不得的时候,她便走向了死亡。第四,当个体无法从内在获得认同,便转而向外界寻求寄托。祥林嫂自我意识的缺乏还体现在迷信和轻信。她错把迷信当做自己的信仰,又缺乏主见,盲目、轻信。由于迷信,她变得愚昧,由于轻信,她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恐惧。她精神衰竭的原因不仅因为迷信鬼神,更是她认同社会强加给再婚女性的不清白“罪条”。她一直在按照他者眼中的的价值观生活,听信他者的言语,缺乏自我独立的思考,从没对他者进行怀疑,怀疑的只有自己,最后在他者的否定中否定了自己,直到生命的结束。   韩小水和祥林嫂有着相似的命运,却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小水和祥林嫂一样曾被加于莫名的“罪条”。小水结婚当天,丈夫昏倒,族长说是小水克到的,要求她倒骑毛驴在村里转一遭谢罪。不同的是小水并没有像祥林嫂一样“认罪”,她明白克夫是无稽之谈,谢罪更是无理要求,坚决表示了抗拒与委屈。其次,在遭到金狗“背叛”后,曾经矜持的她主动争取了福运,意识到了幸福需要自己争取,这是她主体意识觉醒的一次质变。“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她们逐渐意识到她们不一定要受某种命运的摆布.她们可以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完善”。小水虽原谅了金狗的背叛,但她不甘命运的捉弄,主动争取了福运。主体的主动行为是主体的意志驱动,小水由最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不得不说是她自我的一个发现过程。她在生活中一直给人小鸟依人,需要人保护的形象。如果说曾经对田中正的勇敢指控,是有金狗在后支撑的缘故,那么在金狗被捕后为救金狗而表现出的果敢与主见,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祥林嫂和韩小水,两人都经历过两次丧夫之痛,但为什么祥林嫂是在社会的否定中进行自我否定,而韩小水却在苦难中坚强独立呢?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环境对人的性格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甚至决定着人的性格,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时代气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位,使女性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泡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在封建思想侵蚀的大环境下,个体想要脱离集体毒流实为难事,对接受奴化教育的农村女性更是难上加难。封建观念在人们脑中早已根深蒂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其脑中找不到一处安身之所。加之起初的启蒙思想主要在城市活跃,农村地处偏远,消息闭塞,若想觉悟,实为难事。

  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逼五四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社会上普遍呈现出个性张扬、自由平等、尊重“人”的价值的气象。农民也由农村走向城市,接触到了时代的脉搏,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一个范畴,女性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友爱,超越了种种传统的障碍。”“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残渣’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同为下层阶级,同为女性,却没有情感的共鸣,行为的互助,人人自私自保,不知命运相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愚昧蒙蔽了你的‘窗子’,你屏蔽了自己的‘人性’。”(改编自卞之琳《断章》)人与人之间处于“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而互为被看的人又作为“风景”被鉴赏着;愚昧使人自私,生发隔阂,“人性”被暂时搁浅,表现出旧时代冷漠的集体无爱意识,与姐妹情谊大相背离。

  韩小水与英英曾因第三者(金狗)的介入而产生隔阂,但在之前,她们曾有段时间互相帮助,互相怜惜,彼此取暖。第三者的出现给姐妹情谊带来了裂痕,但同样第三者的削弱又连结了两人的姐妹情谊。英英性格张扬,做事过火,但本性不坏。大空被灭口,金狗被陷入狱,都激发了她的怜悯之情,主动摒弃前嫌,提出帮小水救出金狗。由于事后黑幕,未被小水接受,但其真诚融化了横在彼此心中的坚冰,重拾了姐妹情谊。

  白香香是位寡妇,镇上有许多关于她的不好流言,实际上她是个坚贞的女性,为爱殉情。小水得知后,“一时联系到自己处境,流下两行热泪,夜到三更,偷偷去河边为那寡妇烧了一沓阴钱纸。”白香香生前,小水与她并不熟,却无条件给她帮助,将船送之。又托她给雷大空和金狗找媳妇。雷大空和金狗都是小水很在乎的人,她托白香香,一个有着不好名声的寡妇给他们找对象,潜意识里是出于对白香香的信任,而白香香也爽快地答应了。寡妇更懂得寡妇的苦处,相似的境遇,将二者连结,懂得互帮互助,互相信任,无形中建立了同境遇女人间的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将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团结在了一起,并随着女性的自我觉醒和“人性”的复苏,逐步壮大。当一个群体由弱变强,形成一股力量时,社会便不能像对待个体那样熟视无睹,当这个群体于社会有益时,便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结 语

  从祥林嫂的卑微,无意识到韩小水独立、有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份地位和思想观念的成长与改变,但只是阶段性的提升,农村妇女要真正的独立出来,还必须得建立起完整的女性意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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